“想发家致富吗？来养蚂蚁吧！每两元投资就有１元回报。”——一则养蚁致富的神话在江西省萍乡市和湖南省醴陵市上演了３年多之后，终于在今年８月被撕开集资诈骗的真面目。老关家宝特种养殖场在这起以养蚂蚁为幌子的集资诈骗案中，集资１．７７４８亿元，吸纳以农民和下岗职工为主的养殖户５０１７户，造成经济损失５３７８万元。萍乡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于１０月初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养蚂蚁致富、养香猪致富、养蝎致富，以特种养殖为幌子的诈骗案为何在各地一再发生，且受骗者、诈骗金额越来越多？反思其中，值得警醒。
小蚂蚁骗倒一大片
一年只需交２００元押金就可以养上一箱蚂蚁，每箱每月返还养殖费及押金２７元。这样，不到８个月就足以收回一年的押金，剩余的４个月能净赚１０８元，也就是说每两元投资就有１元回报——这便是养蚁致富神话的始作俑者精心描绘的发财梦。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广东人吴润泉与萍乡人丁芳金等人在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老关镇成立老关家宝特种养殖场，从事拟黑多刺蚂蚁的养殖。企业最初注册为私营企业，一年后更改为合资企业。２０００年３月，经营状况不佳的养殖场打起了发动老百姓养蚂蚁的如意算盘。他们向社会宣称：由养殖场包蚁种、技术、饲料、回收，养殖户只要按每箱交２００元押金的标准领取蚁种，养殖场每月保证回收蚂蚁并支付养殖费及返还部分押金共２７元，合同期为一年。
养殖场成立后不久便自办了一家蚁酒厂，他们把蚂蚁酒的样品以及宣传蚁干、蚁酒保健功效的宣传单摆放在蚁种的发放点，信誓旦旦地宣称：蚁干销售“火”得很，每吨卖到５８万元，而蚁酒厂每天可以消化５００箱蚁干。
不费吹灰之力而有高额回报，如此的诱惑令当地一批农户和下岗女工动心了。更具欺骗性的是：最早养上蚂蚁的一批人的确每月按时如数从养殖场领到了钱，而且真的“富”了起来，有的甚至摇身一变成为新的蚁种发放点的负责人。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对养蚂蚁表现出了热情，养殖队伍扩展到江西萍乡市的安源区、芦溪县、上栗县、湘东区４个县区及与萍乡交界的湖南省醴陵市的５０１７户家庭。
蚂蚁养殖户的人员构成主要是农民、下岗职工，其中以女性为绝大多数。养殖户资金投入最多的达８０万元，一些人把每月赚到的钱重又投入其中，以期获得“滚雪球”效应。萍乡市安源区退休职工谭高莲拿出家中为买房、母亲养老和女儿出嫁存的钱，腾出家里的两间住房，养了２０００多箱蚂蚁。她举着一双手诉苦说：“为了喂蚂蚁，我这１０个手指头都被蚂蚁咬得脱了一层皮！”
狐狸尾巴藏不住
随着养殖户逐渐增多，老关家宝特种养殖场的规模发展到有１个总场、９个中转站，每个场站都有办公场所，养殖场购有３辆车，工作人员达８０多人。养蚂蚁能有如此高的投入产出比吗？
蚂蚁养殖的重重疑点开始暴露。自去年起，养殖场提出，养殖户可以只交押金而不把蚁种领回家，由养殖场亲自或委托他人代养蚂蚁；蚂蚁的回收周期也从一个月拖延到两三个月甚至半年一次；蚂蚁回收时没有任何开箱质量检验手续……
去年年底，迅速扩张的蚂蚁养殖规模引起了当地公安机关的警觉，他们展开了秘密调查。调查结果令人惊出一身冷汗：３年来，老关家宝特种养殖场除了向联营的一家酒厂提供过５万元的蚁干外，压根儿没有卖出一两蚁干。几千箱回收的蚂蚁仍然堆放在养殖场敞开式的库棚里。更能暴露其诈骗面目的是，养殖场根本没有在银行设立单位账户，他们收取的押金都是以总经理吴润泉等人的个人名义存入银行的。而３年多来，养殖场的会计至少换了４个，出纳更是更换频繁。
今年５月１６日，萍乡市委、市政府召集公安、农办等部门负责人会议，对老关家宝特种养殖场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当天，公安机关以养殖场涉嫌集资诈骗对养殖场予以立案查处，犯罪嫌疑人吴润泉、丁芳金等２７人被刑事拘留，公安机关同时冻结了养殖场负责人银行账号，扣押其存款。目前，养殖场集资诈骗案情基本查实，９月以来当地检察机关着手对涉案的２７人逐一拟就起诉意见书，萍乡市人民检察院将于１０月依法提起公诉。
对仍蒙在鼓里的大多数养殖户来说，真相好似晴天霹雳。合伙投资２０多万元养蚂蚁的肖小琳连着一个星期吃不下饭，心中悔、怒、悲交加，泪眼汪汪。肖小琳的丈夫下岗了，家里有１个孩子在读大学，另外两个孩子在读高中，教育开支是笔不小的费用。肖小琳红着眼圈对记者说，她们家的月收入只有１０００元，她原本指望着靠养蚂蚁缓解一下家庭经济窘况，可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说着说着，肖小琳又掉泪了，老实的丈夫沉着脸坐在一边无言以对。
政府退赃善后维护稳定
公安机关查实，老关家宝特种养殖场共与养殖户签订养殖合同１０２１１份，向养殖户发放蚂蚁种８８７０３３箱，收取养殖押金１．７７４８亿元，造成３０２０户养殖户５３７８万元的经济损失，导致３５４８万元损失无法追回。
“蚂蚁案”立案后，萍乡市委、市政府及时向养殖户通报案情，派出４个工作组驻各县区督促做好相关工作，向每个养殖户各派出两名工作人员上门做工作，逐个进行损失情况登记，稳定养殖户情绪，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护社会秩序。
公安机关依法追缴的养殖场赃款、赃物折价１８３０万元，约占养殖户亏损金额总数的３５．７％。萍乡市委、市政府决定，按照３５．７％的比率组织退赃，将追回的赃款全部退回受害人。８月，萍乡市共有２７９５户亏损养殖户领到了退回的１５５８万元钱，醴陵市有２４３户亏损养殖户领到了退回的２０２万元钱。对少数确实困难的养蚁亏损户，萍乡市各县区的民政部门调查后进行了登记造册，逐户进行适当救助，缓解了部分受害养蚁户的过激情绪。目前，绝大多数受害养殖户对案件的善后处理表示满意。
求财心切养殖户丧失警惕
养蚂蚁致富、养香猪致富、养蝎致富，发生在各地的一些以特种养殖为幌子的诈骗案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而且受骗者、诈骗金额越来越多？反思其中，值得警醒。在萍乡蚂蚁养殖诈骗案中，受害养殖户的人员构成主要是经济不宽裕的农民和下岗职工，其中以女性为绝大多数。求财心切和盲从使他们对这一令人生疑的轻松赚钱形式丧失了警惕，跳入了陷阱。个别养殖户至今还抱有幻想，不敢相信这是一场骗局。记者采访中，萍乡市一些干部职工和部分蚂蚁养殖户分析说，上当受骗主要是受高额回报的诱惑。
一些养殖户说，我们也想过，哪有这么容易赚钱的好事？可明知是场骗局，我们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为“反正每个月的确能领到钱”。养殖户谭高莲说，现在企业每月发不发、发多少工资还没个准，但他们（养殖场）说哪天发钱哪天我就能领到钱。我也知道其实拿的就是自己的钱，但还是觉得有盼头，一年可以有４个月赚钱呀！养殖户肖小琳则回想说，其实自己一开始就觉得这不可靠，不敢冒险。但时间一长，看到别人每个月确实有钱领，警惕性就放松了，麻木了。
老关家宝特种养殖场总经理吴润泉交代，他们其实就是用后来者的押金支付前加入者的养殖费，造成养蚂蚁真能赚钱的假象，诱使更多的人上钩。他们支付的养殖费也是从最初的８０元慢慢降到３５元、３０元、２７元。萍乡市公安局参与办案的工作人员曾广辉说：养殖户哪里是在养蚂蚁，他们养的其实是那些设下骗局的人！据他介绍，养殖场中转站的经理最高时一个月能拿到４．５万元的纯收入。而从２００１年１１月起，吴润泉开始按每箱每月提取０．４５元钱的标准，从中提取所谓的运输费归其所有。如果以养殖场总共发放蚁种８８７０３３箱的２／３计算，这笔钱就有２．６万元。
事前少监管事后易被动
萍乡市委办、市政府办在向江西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递交的案件查处报告中说，各级政府部门并未鼓励也未倡导群众养殖蚂蚁，但在这家企业行骗过程中，“有关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管，教训颇深，应引以为鉴”。
萍乡市公安局局长唐建国称，政府是在未接到群众举报的情况下主动介入的，避免了犯罪嫌疑人卷款逃跑而造成更大的损失。按理说，个人投资就应自担风险，企业诈骗也该由其埋单善后。然而在蚂蚁案中，一些养殖户对政府个别部门还是颇有微词：养殖场诈骗的蛛丝马迹，比如没有在银行设立单位账户等，有关部门为什么早没发现、早作处理呢？养殖场总场设在湘东区老关镇粮管所院内，不仅是粮管所职工，就是在老关镇也鲜有人参与养蚂蚁，因为他们能清楚地看到这家养殖场到底有没有正常的经营行为。但他们为何不及早向有关部门报告，给予提醒呢？据调查，萍乡市工商部门没有给养殖场办理２００１年度及以后的工商年检手续。
萍乡市一些养殖户反映说，他们从当地电视台今年２月的一则新闻中看到，有市领导参加了养殖场新建酒厂的开工剪彩仪式。“领导都参加了他们的剪彩，说明里面不会有诈，所以我们更戒备全无。”这些怨言倒给政府官员们提了个醒，剪彩真不是那么好剪的。
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曾绍阳说，政府不能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但问题是养殖场与几千户家庭结成了“利益同盟”，涉及面如此之广，政府应该对其经营行为的合法性、安全性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管理，发出提醒信号，维护群众利益。在一些环节上的监管漏洞，容易使政府在事件善后上处于被动地位。
“保护伞”撑腰助长诈骗气焰
养殖户反映说，有干部在这起诈骗案中充当了“保护伞”。经萍乡市纪检部门查实，萍乡市人大干部、原湘东区农办主任黄晖的确以个人名义参与了一些不该参加的活动。
２００１年，老关家宝养殖场到工商部门办理２０００年度工商年检时，因年检表中填写了“未生产”，工商局要求其办理注销手续。但时任湘东区农办主任的黄晖出面干预，声称这家企业是农办的招商引资项目，目前尚在探索、试产阶段，要求工商局为搞活当地经济、优化投资环境而放宽条件。工商局这才为养殖场办理了通过年检的手续。２００２年４月，湖南醴陵市公安、工商有关部门对醴陵蚂蚁养殖中转站的“非法集资”进行干预时，黄晖带着法律顾问未经任何领导批准，打着政府旗号到醴陵市交涉。萍乡市人大主办的刊物《萍乡人大》２００２年第四期在未经过领导同意的情况下，刊登了题为《神奇的黑蚂蚁》一文，对养殖场的蚂蚁养殖进行了宣传。萍乡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黎德廉说，市纪委正在对黄晖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市委、市政府对此态度鲜明，案中如若涉及干部将坚决查处。
蚂蚁案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受害，其中涉及的本质问题是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农民增收。如何为下岗职工和农民广开就业增收渠道，引导他们通过正当渠道脚踏实地地脱困致富，仍然是政府部门的一项重大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