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案件近日终于尘埃落定，孙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为此，笔者在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民营企业家才能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合格的民营企业家，转型社会应该怎样为民营企业家提供一个有效而合理的作用机制，并反过来通过这种机制促进社会的良性转型。
俗话说得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民营企业家也不例外。市场的作用就是利用企业来为各种类型的企业家人力资本进行定价，从而达到“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相对意义上的“完美”结合。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思的话说就是，企业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范围内替代市场，市场则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范围内替代企业。用大家经常用的话说就是，扬长避短，求同存异。
关于企业的研究一直就是国外理论经济学界的一个重点，而企业家在企业理论中则处于一个极为突出的位置，正所谓“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因为企业家是所谓的中心签约人。笔者认为，把企业家问题纳入整个经济发展的视角是中国渐进改革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因为说到底企业是企业家的企业。
理论界对企业家的定义从来就没有一个很统一的说法。笔者把各种观点概括理解为，企业家在执行“不完全合同”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手段（比如“创新”、“悟性”和“协调”）来对付不确定性，以达到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目的。
中国许多学者认为企业家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包括发现产品或服务市场的能力、熟悉和利用生产要素市场的能力、树立个人信誉和说服他人提供融资信用的能力以及鉴别不同风险和高风险压力下正常工作的能力。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企业家只是在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比一般经营者具有更强的能力。很明显，这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笔者也极为赞同这一观点，因为这一观点与市场经济的精神实质相符合。
但是，中国转型社会的具体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这就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经济学家樊纲曾经多次放言，鸡鸣狗盗之徒也可以成为企业家。不可否认，这在机会均等和市场健全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实现的，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发育良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机制和风险投资市场机制，有企业家能力的人可以相对比较容易地与资本相结合。但是对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他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资本雇用劳动”的阶段，企业家能力与资本相结合的成本相对而言是很高的，主要是因为各种层次的信息不对称加大了交易成本，当然也不排除由于权力而导致的“人为加大”的部分。总而言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比发达市场经济的民营企业家面临更大的挑战。
打个比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并不要求每个企业家都是“十项全能”，因为评价机制和替代机制是相对通畅和有效的，“偏科”（某项或某些能力不足或不具备）的企业家照样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胜出而成为所谓的“冠军”。而对转型经济而言，“偏科”（某项或某些能力不足或不具备）就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成本甚至带来灭顶之灾。
这里面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所谓的“偏科”往往是因为“偏了权力的科”，而不是“偏了市场的科”。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如何纠正民营企业家的所谓“偏科”现象将决定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经济学家吴敬琏也多次提醒中国要发展“好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走向“坏的市场经济”，而二者的区分仅仅在于权力和市场有没有划清正确的边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把选择分为两种，一是对于约束的选择，二是在约束内的选择。转型的过程是这两种选择综合作用的过程，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所谓的不完备法律。对民营企业家乃至对整个国家而言，约束的选择的是选择市场的约束，而约束内的选择则是市场内的选择，虽然这也许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却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中国转型的过程就是要逐渐“激活”那些“偏科”的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