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购销市场化之后，必定会增加政府调控粮食市场的难度。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调节是事后的调节。就粮食而言，纯粹的市场调节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粮食价格上涨了，人们才知道粮食供应紧张了，于是农民增加粮食生产；而当粮食价格下降了，人们才知道粮食供给多了，于是农民减少粮食生产。这一增一减，必然会造成粮食生产的大起大落和粮食市场的波动，这正是市场调节滞后性的反映。更何况我国的粮食供求具有“放大效应”，粮食多时尤显之多，粮食少时尤显之少。
因此，如何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增强政策的预见性、超前性和及时性，以弥补和矫正市场调节的不足，尽可能避免粮食生产大起大落以及“放大效应”对我国粮食市场的不良影响，使粮食市场波动尽可能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正是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在粮食购销市场化之后，政府宏观调控的机制和措施应当主要是：
1．建立面向全社会、服务于全社会的粮食生产、消费、库存统计系统，及时准确地掌握国内、国际粮食供求情况，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依据，为农民生产决策、企业经营决策提供信息市场经济是信息经济，各项决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决策者掌握的信息是否充分、准确。政府调控市场的重要职能之一，就在于及时发布权威、准确的粮食生产、消费、库存统计数据，引导粮食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美国的粮食生产、消费、结转库存等方面的数据都是公开的，尤其是农业部对粮食生产情况每月一次的预测和修正，更是对市场行情产生重大影响。据CBOT介绍，农业部公布2003年7月份的粮食产量预计数据后，由于比市场人士预计的低了300-400万吨，立即引起了期货价格的反弹。它们认为，公开、准确的信息，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引导生产和消费，对政府和市场主体都是有利的。在我国目前条件还不太成熟的情况下，政府的静态储备粮(即战略性储备粮)可以不对外公布，但参与市场吞吐调节和轮换的储备粮应当在向社会公布之列，与粮食生产情况、粮食消费需求情况、包括农户存粮和经营企业存粮、用粮企业存粮等在内的社会存粮情况在内，形成全面、权威的社会粮食供求统计信息，并及时调整和更新有关数据。
2．积极稳妥地发展粮食期货交易，形成权威价格，引导生产、流通和消费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蛛网定理”分析，农民产粮决策是根据上期粮食价格而定的。但是，如果上期粮食价格仅仅是依据现货市场的交易价格，由于粮食生产决策与粮食产品上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差，在不进行科学分析、预测的条件下，现货价格就可能是形成粮食“买难”、“卖难”，价格忽高、忽低等周期性循环的重要诱因。与批发市场形成的现货价格相比，期货市场发现的价格至少有二个优越性，即考虑粮食远期供求情况比较充分，有预见性；形成粮食价格的供求因素的地域性更广，有权威性。因而，期货市场形成的价格，是远期价格，更为权威和准确的价格。除此之外，期货市场还有套期保值的功能，为套保者锁定预期的收益和成本。随着购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积极稳妥发展粮食期货交易的体制性条件逐步具备：同时，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粮食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对粮食期货市场的发展既提供了可能，也提出了需要。政府需要做的工作，在于健全期货市场立法，加强监管和规范。
3．积极发挥政府储备粮的吞吐调节作用，“熨平”市场调节引起的市场波动储备粮的吞吐，除了必要的轮换外，更为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政府调控粮食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工具。(1)在粮食多、出现农民“卖粮难”时，如何发挥储备粮“吞”的作用，抑制粮价过度下跌的运行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2003年在部分主产区出现粮食企业“收粮难”和抢粮的现象，这不像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应当是粮改前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异常心态下的一种异常行为，一旦购销市场化改革到位，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老的历史包袱明确划断，在部分粮食主产区可能还会出现“卖粮难”问题。(2)储备粮要发挥灵活吞吐调节作用，必然要求其中一部分是动态的储备，储备规模是否有必要划分为静态储备和动态储备两个部分，动态储备又如何有效管理，财务体制是否需要发生变化，动态储备的吞吐如何既体现政府意志、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又能够较好地体现储备粮经营管理单位的利益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3)在储备粮轮换和动态储备的吞吐过程中，如何建立“以丰补歉”的机制。仅从储备粮轮换来看，在市场粮价走低时，可以实现高价轮出低价轮进，对经营管理单位是有利的；在市场粮价走高时，情况就会相反，就有可能出现承储单位在轮出后，轮进发生价差亏损。而动态储备吞吐过程中的情况恰恰与上述情况相反，当需要抛售储备粮时，以市场行情抛售的储备粮价格必然是较高的：当需要吞进储备粮时，以市场行情收购的储备粮价格必然是较低的。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对储备粮经营管理单位都是有利的。
4．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统一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形成合力，才能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和国家粮食安全中央政府一直都强调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和国家粮食安全，但在落实时往往会出现不一致性。主要原因在于各地情况不相同，地方政府的政策取向也就不相同。就粮食主产区而言，在粮食多时，如果强调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就会刺激粮食生产，增加财政负担，往往粮食主产区财政比较困难，而且粮食较多，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不愿意为粮食主销区背上“米袋子”的包袱，因而，在落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政策时就会大打折扣，这样的结果就不会利于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在粮食少时，很可能出现“封锁”粮源，对粮食主销区的粮食安全将是不利的。就粮食主销区而言，粮食多时，倾向于以“储钱”代替“储粮”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在粮食少、主产区“封锁”粮源的情况下，将会积极要求进口粮食，形成粮食进口的“倒逼”机制，而大量进口粮食的结果，必然不利于保护主产区种粮农民利益和国内粮食以自给为主的原则落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将成为粮食购销市场化后面临的一个急需研究解决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