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8月份开始，我国生猪出栏已连续四个月环比增长，连续三个月同比增长。11月份的生猪屠宰量更是环比增长约15%，同比增长约50%，生猪供给量明显回升。各项数据显示我国生猪产业已逐步恢复，但不同区域、不同主体和不同养殖模式的恢复状态存在差异。
农业农村部猪肉全产业链监测预警首席分析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在日前举行的秀博基因2020年规模猪场高峰论坛上对养猪行业现状及趋势作了解析。他认为，从短期看，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是目前影响整个生猪产能恢复速度、恢复时间和恢复规模的主要因素。
例如北方地区由于疫情爆发要早于南方，其恢复速度、恢复时间和恢复规模都优于南方地区;规模企业也因为具有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恢复程度也明显优于中小养户，尤其今年三季度生猪出栏量的触底反弹就有规模企业的推动作用。但朱增勇特别提到，二元母猪存栏的恢复仍需时日，目前不同区域和不同生产主体间的二元母猪存栏恢复差异较大，其中优势产区和北方产区已有明显提升。“母猪存栏的结构优化将成为生猪产能恢复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经历过非洲猪瘟后，我国生猪产业有几个特征已经愈发明显：
第一，生猪养殖的布局发生变化。朱增勇认为，市场、饲料、环境、城镇化发展水平以及环保相关政策等是影响生猪产业布局的主要因素。目前看来，经济发达地区正在逐渐退出生猪养殖主产省，例如浙江、广东等，尽管他们本身的生猪自给率会有一定的提升，但这些主销省在未来生猪供给量中的排名是逐渐后退的。而东北地区因饲料优势，西南地区如贵州、云南等在非洲猪瘟疫情中受影响较小，会逐渐凸显出养殖地位。
第二，生猪养殖进入高成本时代。朱增勇提到，就目前观测的数据来看，自繁自养模式的成本已从今年初的14元/公斤左右上涨到15元/公斤以上，外购仔猪的养殖成本从年初的18元/公斤左右涨到现在26-27元/公斤。自繁自养的头均盈利目前在1500元左右，而外购仔猪育肥的盈利空间已被压缩到500元以内。生产效率低、饲料成本处于劣势、非洲猪瘟、新冠肺炎、饲料禁抗、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各项因素已导致生猪养殖成本被推高。
第三，生猪产业将进入龙头企业半垄断和局部垄断阶段。短期内企业间将进入成本竞争阶段，而未来龙头企业间的竞争将转变为科技实力、成本、自动化智能化养殖、品牌猪肉产品价值等综合能力的竞争，产业链还将延伸至上下游和金融。
第四，产销由调猪向调肉转变。数据显示，我国活猪调运的比率已经由常态下的70%降至非瘟后的37%，在政策的引导下，猪肉将成为区域间生猪产品调运的主要流通模式。朱增勇认为，这种模式下，产销区生态补偿机制需要完善，而销区100-200元/头的补贴是目前看来比较合理的水平，通过销区的补偿有利于提高产区的生产积极性和养殖基础设施水平，实现生产、屠宰加工融合及产销区的有效衔接。
第五，猪肉消费不会大幅增加。2014年以前，我国的猪肉消费总量持续增加，2015-2018年为稳中略降，总量约为5500万吨。2019年由于生猪产能下降，国内猪肉消费总量下降至4400万吨左右。从消费结构上看，目前猪肉仍是我国最主要的消费肉类品种，但其比重有所下降。在未来生猪产能恢复之后，猪肉的消费占比会有所提升，但基本保持在60%左右，不会大幅上升。
第六，国家支持政策开始有调整。国务院在2019年9月发布的加快生猪产能恢复转型升级文件和今年9月发布的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文件，标志着我国生猪产业的支持政策将会由加快生猪产业恢复逐渐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各项政策预期接下来会有调整，更多转向推动现代生猪产业的增效提质。
此外，朱增勇还对国内生猪生产和市场做了短期预测。生产方面，朱增勇认为，按照目前的恢复速度，预计今年12月底生猪存栏可达到常态水平的90%左右，即约3.9亿头。到2021上半年，新扩建场产能释放将迎来高峰，全年出栏将达到6.16亿头。2022年以后供给如果出现过剩，母猪性能将成为决定性因素，三元母猪存栏量会下降，种猪成为企业间成本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未来大型养猪企业在生猪供给中的占比将从非洲猪瘟之前的12.5%左右上升至20%-30%，各大龙头企业在当前政策红利下会继续扩产。
猪价方面，朱增勇认为，今年10月份之前猪价只是季节性回升，并未超过2019年10月底及2020年2月份的价格，猪价的最高峰值已过，总体呈现回落态势。2021年二季度猪价会出现明显下跌(春节后消费减少及进入2019年扩建场的产能释放高峰期)，到四季度时猪价将逐渐接近常态水平15-18元/公斤。整个猪周期可能会由原来的4年延长到5-6年。
进口方面，今年我国猪肉进口量创下新高，而随着国内生猪产能的恢复，未来猪肉进口需求将会明显下降，但预计仍将保持300万吨上下的较高水平。未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猪肉消费和国际猪肉供给仍会产生一定影响，国际猪肉贸易对国内生猪产业的冲击较前一周期也将明显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