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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豆的定价由谁掌控?

来源:    作者:    时间: 2022-06-17

      近日,西班牙《国家报》网站发表一篇文章,称食品正在发生过去十年以来从未见过的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大豆的新黄金时代为南美国家提供了喘息之机,由于亚洲的大豆需求增加和短暂的供给冲击,南美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出口量最大的产品——大豆的价格在过去一年几乎翻番。

  大豆是全球重要的大宗农产品,自2020年年中以来,由于强劲的需求,全球大豆价格不断上涨。IGC最新预计2021/22年度全球大豆贸易量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1.743亿吨。作为全球食物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粮食贸易的绝大部分,大豆国际贸易是如何定价的呢?

  120世纪40年代以前:国际大豆贸易主要采用“一口价”定价模式

  大豆是全球重要的粮食作物,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大豆基本以自用为主,国际贸易数量较小。进入20 世纪,随着豆油和豆粕在欧美市场的推广以及大豆生产技术在南、北美洲的传播,大豆及其制品的世界需求量开始迅速增长。这一时期的大豆国际贸易沿袭了小麦、玉米、棉花、糖等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模式和定价机制,以“四大粮商”(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为代表的大型跨国粮商在玉米、小麦、大豆等粮食品种贸易定价中采用“一口价”定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大粮商进入南美的步伐不断加快,并从阿根廷向巴西、美国不断拓展,带动全球大豆贸易范围扩大。1905年,邦吉公司进入巴西,随后,路易达孚、嘉吉等贸易商陆续进入南美洲地区。但由于全球大豆贸易规模较小,跨国粮食贸易商利用其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体系开始很快控制了当地的大豆等粮源,并因此控制了大豆价格。

  这一时期,跨国粮商在大豆贸易的上下游都以“一口价”方式垄断定价。在大豆国际贸易的上游,由于南美豆农没有议价能力和定价话语权,跨国粮商与当地农民签订“一口价”采购合同,垄断了原料端的采购。在大豆国际贸易的下游,由于当时大豆贸易量较小,贸易流向较为单一,跨国粮商依靠其对粮源掌控和全球化的贸易设施形成了对下游企业的议价能力,通过“一口价”销售合同,交易对手也很难在“一口价”的基础上进行议价。

  220世纪40年代~60年代:国际大豆贸易采用 “一口价”定价模式,并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

  1940年,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推出了大豆期货合约,随后,大豆的主要贸易国如巴西、阿根廷等也相继推出期货合约。基于小麦、玉米等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成熟经验,跨国粮商开始进入大豆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定价上则延续了以往的“一口价”定价模式,国际大豆贸易呈现出利用 “一口价”定价和参与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贸易模式。以嘉吉公司为例,一方面通过“一口价”定价控制上游采购成本,另一方面利用期货市场对敞口头寸进行保值规避风险。

  20世纪40年代、50年代CBOT大豆期货市场快速发展。20世纪40年代CBOT大豆期货成交量年均值约为3200万吨,到20世纪50年代,其成交量年均值达到1.12亿吨,年均增长率达到13.53%。同期,作为世界主要大豆产区——美国的大豆年均产量也从800万吨增长至1450万吨,相应的CBOT大豆期货成交量与产量的比重从4倍提高至7.7倍。

  320世纪60年代后:国际大豆贸易定价机制从“一口价”定价逐渐转向基差定价

  基于全球期货交易所发展和风险管理需要,跨国粮商在利用大豆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的同时,开始利用期货市场进行贸易定价,“基差定价”逐渐取代“一口价”定价,成为全球大豆贸易的主要定价形式。

  20世纪60年代大豆出口量约占全球粮食贸易量的5%,成为全球粮食贸易的重要品种。此后大豆在全球粮食贸易中的占比不断提升。根据美国农业部(USDA)数据显示,1964~1965年度世界大豆出口量达到646.7万吨,美国是当时最大的大豆出口国,出口量占世界总量的90%。同时,大豆进口国数量也迅速增加,包括日本、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各进口国采购大豆的时间各不相同,且贸易半径也较1960年之前明显扩大,传统“一口价”的定价模式使贸易商面临采购和销售双向价格波动风险,致使利润受损。

  为规避价格波动风险,跨国粮商开始利用基差、价差等历史数据指导现货贸易,加之期货市场发展进一步完善,“期货价格+升贴水”的基差定价模式开始被广泛采用。20世纪60年代后期,基差定价开始在美国新奥尔良港口贸易中使用。新奥尔良港是当时美国最大的粮食出口港口,经其出口的粮食占到美国出口市场份额的57%。贸易商在港口报出基差(即升贴水),卖方在货物交收前的约定时间内用期货点价完成交易。到1972年,美国伊利诺伊州22%的大豆通过基差定价的方式售出。

  这一时期,美国大豆期货品种体系、投资者结构持续完善,如在1960年~1969年,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的机构投资者持仓在总持仓中的比重从57%提高至76.1%,而在机构投资者中,金融机构投资者持仓占比则从35.6%提高至40.9%,超过了商业机构投资者35.3%的持仓占比,提高了市场流动性,为基差定价提供了有力支撑。由于基差定价使买卖双方面临的价格风险都大大降低,交易双方可根据一定的价格水平在期货市场上锁定未来采购成本或销售利润,对经营风险进行了有效管理,因此,基差定价逐渐取代了“一口价”定价,成为全球大豆贸易中的主要定价方式。

  目前,全球90%以上的大豆贸易参考CBOT大豆期货价格,CBOT也成为全球大豆的定价中心。

  4、我国的大豆贸易历程

  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我国的大豆进口贸易定价模式经历了从“一口价”定价向基差定价的转变。随着2001年我国放开对进口大豆配额限制,国内大豆进口企业和大豆进口数量迅速增加,但当时国内大豆企业运用期货套期保值的意识还没有形成,风险管理水平较低,仍主要采取“一口价”定价模式,被动接受国际市场价格的波动。

  2003年8月份~2004年8月份,由于美国大豆价格剧烈波动,大量的中国大豆压榨企业高位采购,并在随后的价格回落过程中由于无力支付货款或弥补高成本带来的巨额亏损而陷入危机。尤其是在2004年4月份,此前长期持续上涨的大豆市场风向突变,国际市场上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短期内暴跌27.9%,一直习惯了现货高库存、同时偏好在期货市场上做多的国内压榨企业受到重创。有市场机构统计,当时国内油厂亏损约80亿元,外资企业趁机并购境内的大豆压榨企业,大豆民营压榨企业几乎全军覆没。

  历经国际价格波动考验的产业人士意识到,在开放的市场环境、大豆原料越来越依靠国际市场的情况下,不参考不运用期货市场、完全被动接受国际价格风险,企业难以持续发展,从而开始意识到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必须运用期货市场规避价格风险。2004年之后,我国大豆进口企业开始逐步参与期货市场,并逐渐接受了国际通行的定价方式。目前,我国压榨企业在进口大豆时,大多与国际大豆贸易商签订基差合同,双方锚定CBOT大豆期货价格为基准价格,形成“期货价格+升贴水”的定价方式。

  我国每年进口近1亿吨大豆,进口依存度高达80%以上,但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品种没有出现价格风险。从传统的“靠天吃饭”到如今面对价格波动风险“当家做主”、处乱不惊,靠的就是油脂油料企业深度参与期货市场,开展期现结合业务,同时也为稳定老百姓的菜篮子做出了突出贡献。

  (文章来源:参考消息网,中国冶金报-中国钢铁新闻网《国际大豆贸易:从“一口价”到“期货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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