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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激荡四十年

  作者: 来源: 日期:2018-01-11  
     中国企业家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也在塑造时代的底色。争议尚存,但奋斗的精神与过程弥足可贵。

     几个月前,因为一份文件的发布,柳传志与马云在微信上碰了一个头。

在《**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中,“企业家精神”得到肯定,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作用和地位得到高度评价。

对1960年代出生的马云,1940年代出生的柳传志用“喜出望外”形容自己读完《意见》后的心情,而老人家心中对未来的祝福,献给了1970年代出生的儿子柳林(投资人)、女儿柳青(滴滴出行总裁),以及1980年代出生的侄女柳甄(今日头条副总裁)。

2018年12月,中国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这份《意见》的**显然具有重大的意义。今天,全世界也只有在中国,发生着规模超百万亿元级别的创业创富运动,而参与其中的主角正是新兴冒起的中国企业家群体。

40年来,中国商业社会波澜壮阔的时间洪流不断冲刷着企业家精神的内核,而由不同时代出生的弄潮儿镌刻的企业家精神,也在定义着时代的成色。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不由发出感慨,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将会如何传承过去,又将如何激荡未来。

冒险家的变迁

在英文里,企业家的词根empresa,带有“冒险去获取”的含义。企业家,本质上就是商业社会里的哥伦布,通过创业、企业管理、资本运作获取财富的冒险家。

然而,我们发现,冒险对不同时代的企业家而言,其实拥有不同的具体意义。

2016年10月,牟其中出狱。作为“罐头换飞机”的创造者,牟其中是中国最早享受进口替代战略的企业家。然而,他在2000年因“信用证诈骗罪”入狱。

牟其中的经历,很大程度上折射了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企业家最突出的困境:融资风险。

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他们很难打破现实中的各种壁垒,往往采取有别于传统银行融资的民间集资。“首富”与“首骗”之间的差异,有时只在于一个“拿到钱做成了项目”,一个“拿不到钱做垮了项目”。而为了获取融资,黄光裕、刘英等企业家选择了打擦边球,结果遭遇牢狱之灾。

就在牟其中出狱的时间节点,融资问题虽然仍然存在,但已经不是冒险项目里的主角。

2016年,中国风投基金募资规模已经以万亿元单位计数,管理的资金总量居于世界第一,仅广州一个“次级中心”就超过7 000亿元。

正是在风险投资的哺育下,中国的创业者得到史无前例的“热钱淋浴”。2009年,仰融重出江湖宣布造车,但其精心设计的融资计划非常不顺利,一年后便销声匿迹;而在2014年,当李斌宣布要造智能电动汽车时,他的背后站着腾讯、百度、京东等众多财团,总融资金额超过10亿美元。

但是,在独角兽企业频出的今天,一系列融资后风险却开始粉墨登场。

其一,是烧钱。

2017年12月,贾跃亭登上官方认证的“老赖名单”。现在,在百度搜索中输入“贾跃亭”,头条显示的就是“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贾跃亭与乐视网的过去几年,恰恰证明“钱的来源”不是问题:一是风险投资,二是股权质押,三是体外资产并入上市公司,四是无形资产摊销和研发支出资产化……但是,融资渠道拓宽后,企业滞后了盈利目标,忽视了资本回报周期,甚至“先设法搞到融资再设计盈利模式”,制造了一个个“泡沫企业”。

其二,是互联网原罪。

过去,我们常说“企业家原罪”。但是在互联网+的时代里,组织边界成几何倍数增加,原罪的外延被放大了,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互联网原罪。

在**案中,王欣不是淫秽色情内容的提供者,却因为“纵容用户”踏进深渊。在近来爆发的360摄像头事件中,周鸿祎自然有委屈,但其产品确实充当了侵犯隐私的工具。美团高管侮辱东北人与河南人的言论外泄后,美团便遭遇了公众对其整个公司价值观的质疑。

某种程度而言,“互联网”已经是最危险的行业。互联网小贷、直播平台、外卖平台、C2C平台等互联网领域,都因其业务道德边界问题遭到质疑。即便BAT,也需要建立强大的法务与公关部门,应对外界声讨,避免诸如《王者荣耀》背锅“小学生**”等事件。

其三,是资本意志。

融资带来资本,资本却可以反噬企业。过去,我们常说一家企业垮掉了;如今我们常说一位企业家失去了他的企业。

俏江南、雷士照明、汽车之家等公司,创始人因自身或外部问题,都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权。而在滴滴与快的合并、美团与大众点评合并、优酷与土豆的合并中,资本力量都已凌驾创始团队,充当决定者的地位。而在2017年,王石因其对资本的不当言论宣布隐退,万科进入郁亮时代。

事实上,上述所有融资后风险,都在强调一个“法人”风险。

冯仑曾有感而发,《公司法》没出来前,那都是江湖,大家全是个体户,想怎么来怎么来;法律法规**并完善后,江湖才变成公司,大哥才变成董事长,所有事情都必须按规则、规律办。

因此,在以后的商业世界里,可能根本没有灰色地带,只有黑与白,企业家行走在狭窄的可行域里。

由时代定义的禀赋

当1940年代的柳传志、任正非、曹德旺,审视1980年代的汪滔、李想、王思聪,不理解的部分可能更多。但两拨人反过来审视,情况可能是相同的。

2017年12月,海鑫钢铁二代掌门人李兆会被爆限制出境,欠债超过10亿元。

很多人都认为,李兆会的接班失败,源自80后企业家普遍染上的“脱实向虚”症。他应该学习父亲李海仓,坚持主业,在实体经济中寻求出路。

但是,这种看法可能属于“老一辈”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钢铁行业一旦不振,萧条期是很长的,身处其中的民营企业都将遭遇重大危机——海鑫钢铁可能属于不得不垮。

李兆会接手海鑫钢铁之初,行业尚处上升期,但已经出现过热现象。李兆会运用金融投资手段,四年斩获42亿元,实际上有未雨绸缪的动机。而后,钢铁行业直线滑落,从拒绝更新设备等迹象上来看,李兆会早有止损举动,客观上放弃了对钢铁业务的再投资,逻辑上也无可厚非。

事实上,李兆会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多元化发展的思路,而是外部支持渐少,银企关系恶化。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就中国企业家的涌现规律,做出多元层次分析。比如,1978-1983年代的农村能人,1984-1991年代的工厂管理能手,1992年出现的大学生企业家,乃至2010年后出现的互联网+新锐。但是,不同时代的不同企业家群体,仍有一项禀赋是共通的:企业家能够动用的资源,或可称为“情商”“人脉”“高端资源”。

李兆会在不同场合,都曾明确表达对钢铁行业的不感兴趣,这与父亲执掌企业时所建立的“老臣系统”“政商关系”是相违背的。有一种说法,海鑫钢铁贡献了当地一半的税收,由此可想而知“不感兴趣”的牵涉面会有多大。此外,职工就业问题、主业欠债等问题,也都会造成不佳的社会影响。因此,当李兆会在金融投资领域受挫,他已经难以再获得外部支持。

在传统行业,新一代的企业家势必需要在前辈的基础上,做出有益的突破。

比如褚橙,褚时健贡献了自己作为农民+工厂时代企业家的经验。胡海卿则结合产品与营销,对褚橙增加了“社交”属性,使之成为一种能够分享的爆款。

在美的,何享健完成了从乡镇企业到产权改革再到全国企业的跨越,股权结构、供应链、渠道、品牌被梳理得头头是道。作为职业经理人,方洪波对美的赋予的是外部全球化,并购优质资产,内部互联网化,实施管理扁平、产品开放。

相反,在互联网、IT行业,新企业的崛起总是建立在破坏性创新的基础上,即人们常说的“后浪拍死前浪”。

这可能源于两个方面:诸如360取代金山、小米超越中华酷联,都完成了从产品形态到服务形态的时代变迁。反过来,被挑战者拒绝进步,拒绝“更新”。由此,挑战者淘汰了被挑战者。

在传统行业,淘汰也在发生,只是进程相对缓慢,更像温水煮青蛙。比如传统快消企业的市场,正在被更贴近用户价值的小品牌瓜分瓦解。恒大冰泉的案例进一步说明,即便是新进入企业,如果仍采取传统的广告轰炸、渠道轰炸,也难以获得市场成功。

分享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几年前,溜溜梅的公子潜入隔壁三只松鼠做了一名客服,亲自学习“主人,你好”的萌式营销。学成后,公子悄然离职,回去就动员老爸,做了从内涵到形式一模一样的互联网营销,两年内就将本已陷入增长困境的传统蜜饯业务做大数倍,成为12亿元的大爆款。

企业的凋零,实质上就是企业家禀赋的时代淘汰。老一辈常言“一代不如一代”,但近年来更多的声音是:“老办法不灵了”。

作为一个群体

新老思想的融汇,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中国企业家的社群化。

1990年代,泰山会出现。这是一个具有政商结合意义的企业家组织,入会者极少,也仅限于改革开放后最早涌现的那一批企业家。因此,泰山会的筹划一般非常高端,不但有关于市场经济规则的讨论,也有诸如成立民生银行的壮举。

2000年代,以长江商学院、中欧商学院为主力,出现了华夏同学会等“商学院联谊组织”。由于牵涉的行业众多,商学院一度成为跨行业并购、合作的重要渠道,直到今天依然是企业家重要资源的获取平台。

显然,无论是泰山会,还是商学院,都有可能制造资本意志。近年来出现的所谓“内幕”“**”,细究起来其实都发生在“同学之间”“会员之间”。2010年代,商学院一度还成为“贬义词”,被指为“淫媒”“圈子交易”。

不过,对企业家社群的猜忌,更多的时候是捕风捉影。超越资本意志,企业家社群在启迪群体智慧,发挥市场正能量方面充当着重要的作用。

泰山会最著名的善举有两件:一是解救史玉柱,使其最终偿还全部债务;二是成立民生银行,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华夏同学会也曾拯救过牛根生,并且开创了中国企业家回馈社会公益活动的先河。

进入2010年代,以湖畔大学为代表的新型企业家社群出现了。这一类社群降低了进入门槛中关于“权贵”的权重,甚至不设任何门槛,都在致力于思想的交融,而非利益的交换,其社会意义远大于资本意志。

针对部分舆论对湖畔大学纠集企业家“做坏事”的质疑,2017年11月,柳传志亲自撰文称湖畔大学不是“东林党”,企业家就该弘扬正气、大展宏图。

从政商结合的组织,到内幕交易的平台,再到较为纯粹的学习组织,揭示的其实是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越来越独立自信。事实上,没有社群化带来的融合,传统企业向互联网+、智能制造前进的步伐将出现滞后,很难出现诸如江小白、众安保险、猫眼电影等新时期的企业。

而当整个企业家群体趋于成熟,企业家社群化将成为一只在市场调和、资本意志之外无形的手。

每年的乌镇饭局,表面上看是一顿互联网大佬的饭局,内涵却是调和市场矛盾、避免恶性竞争的手段。过去,饭局已经成功结束了团购市场的武斗、出行市场的烧钱大战、视频网站行业的自相残杀……2017年,货车帮与运满满两家打上法庭、制造**的公司,也在投资人的撮合下走到了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马云并未参加2017年的乌镇饭局,舆论掀起阵阵波澜。事实上,这一缺席事件,有可能意味着共享单车行业暂时无法形成边界平衡,将维持无序竞争的糟糕局面,无数城市将继续饱受“单车坟场”的困扰。

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作用巨大、影响深远。企业家精神,注定将不再只意味着创业创富,而具有更为深远的社会意义与人类价值。

借用吴晓波所说的,我们在40年里老去,也在40年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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